1894年底，张之洞从国外购买了6000支连珠毛瑟快枪，每支枪配无烟药弹1000颗，彼时各省都在募兵备战，所以这批枪是极其珍贵的。
1895年初春，威海卫已危在旦夕。日军第二军在荣成湾登陆，锋芒直指北洋水师最后的锚地。此刻，坐镇济南的山东巡抚李秉衡却忙于另一桩要务——弹劾。他联络都察院及朝中清流言官，痛斥淮军将领卫汝贵、卫汝成等人怯战失地，言辞激烈，仿佛他才是朝廷最忠诚的柱石。
这番激愤之状，同他此前的做派判若两人。
数月之前，也就是1894年底，湖广总督张之洞历经周折购得六千支连珠毛瑟快枪。这种步枪配备无烟药弹，在当时堪称先进。正值各省争相募兵备战，这批军械无异于雪中炭火。
张之洞想到李秉衡新任山东巡抚、地处前线，又有昔日共事情谊，便主动提出可拨出其中一千至两千支供他装备新兵。无论从同僚私谊还是从防务大局来看，这都是极为得体的安排。
然而李秉衡对这份好意毫无热情。他既未派人接洽，也不做任何回应，仿佛这批快枪根本不值得费神。
另一件事更令张之洞大惑不解。李秉衡一面声称山东军饷拮据，连新兵都招募不动；另一面却向户部尚书翁同龢那里呈缴了三十万两白银。
彼时前线将士正苦盼粮饷弹药，户部却始终推说国库空虚。山东这笔巨款让翁同龢欣然收下，而李秉衡给出的解释是：相比外患，朝廷财政的亏空更为要紧。
在他心中自有一番盘算——把钱送进户部，能讨得清流领袖们的欢心，日后仕途自然顺遂。若将银子用在山东海防上，等于替直隶总督李鸿章和淮系兵马增添底气。他宁可让库银流向京城，也不愿给淮军做半分嫁衣。
可惜，后来清廷在甲午战败后签订《马关条约》，赔款连同利息超过二亿两白银，朝廷财政反而彻底崩溃，那三十万两不过是杯水车薪。
张之洞仍不甘心，又托人传话，建议李秉衡向山东富绅商贾劝募军费，以解募兵之困。李秉衡依旧不动如山，推说担心惊扰地方、滋生事端。他似乎坚信，靠手中那些旧式防营就足以确保山东无虞。
1895年1月，当日军在荣成湾登陆时，他的部队几乎未组织起有效防御，很快便让出沿海要道，致使困守威海的北洋水师彻底陷入绝境。
可待到旅顺陷落、北洋舰船相继沉没的消息传来，李秉衡却骤然亢奋起来。他联名上奏，力主将丁汝昌、卫汝贵、卫汝成、龚照玙等淮系将领明正典刑，以“丧师辱国”“畏敌避战”之名追究到底。此时的李秉衡慷慨陈词，与数月前那个对海防冷漠推诿的巡抚简直不像同一个人。
这矛盾的一幕，令人不禁回望十年前的光景。1885年，法军攻入镇南关，广西门户洞开。当时出任广西按察使的李秉衡，奔走于前线和后方之间，为老将冯子材筹粮集饷，稳住溃散的军心民气。
两人通力配合，终在镇南关下大破法军。此役之后，李秉衡声名鹊起，深得张之洞等清流重臣的赏识，以清廉刚正之誉一路擢升至封疆大吏。
从1885年镇南关前那个甘冒矢石、肩担道义的能臣，到1895年山东战线上宁可捐银入京也不愿增兵设防的旁观者，不过短短十年。同一个人，为何判若云泥？说到底，派系私怨压倒了国事公义。
李鸿章主持北洋二十余年，淮系势力盘根错节，清流一派始终视其为眼中钉。李秉衡把国战当作派系角力的延续，拒绝支援海防、却在战败后高声喊杀，无非是用淮军的鲜血来印证自己一贯的政见。
后来庚子国变，李秉衡受命抗击八国联军，最终兵败自尽、以身殉国。由此看来，他并非没有气节。然而甲午年间那番反复，已然将私怨如何蒙蔽公心、门庭之见如何侵蚀大局的教训，刻在了那段屈辱历史的深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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