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泽东是无神论者，但他对宗教却颇感兴趣。
这位湖南农民的儿子，曾接受过民间流传的粗浅的佛学知识；
当他母亲生病时，他曾去庙里拜佛祷告；
逢年过节，向观音菩萨顶礼膜拜更是他必不可少的“功课”。
周恩来就曾提过：“毛主席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，而且信得很厉害。”
尽管在不同的人生阶段，毛泽东对宗教的认知存在着很大的差异，但他始终同佛教文化保持着密切的接触。
尤其是早年家庭生活中，浓郁的佛教氛围的熏陶，使得他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佛教文化的染濡。
在后来漫长的革命生涯中，“关怀、拯救众生”的情怀始终萦绕在毛泽东的心头......
01 童年的佛教情节
毛泽东出生于佛教氛围浓厚的韶山地区，家乡附近就有很多寺庙。
他早年受的宗教教育，和生母文氏息息相关。
作为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，文氏是个虔诚的佛教徒。
在毛泽东的印象里，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，为人慷慨厚道，随时愿意接济别人，还常常施舍荒年前来讨饭的穷人。
文氏的一生历经各种磨难：13岁经人介绍来到毛家当童养媳，生下的第一个孩子不幸夭折；三年后再生一子，也没养活。
接连失去孩子的悲剧，让文氏心里害怕不已。
一个没有文化的妇女，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宗教上，她觉得只有自己信了佛，佛祖才能保佑她。
尤其是在第三次怀孕后，文氏经常烧香念佛，田地里的重活也干少了，为的是保证孩子的平安成长。
也许是她的诚心感动了上天。这一次，文氏顺利生下了第三个健康的儿子——毛泽东。
从那以后，她更加感激、迷信神灵。
民间传说中，观音观音菩萨的诞生日是2月19日，成道日是6月19日，出家日是9月19日。
这几天，文氏都会吃“观音斋”（只吃素食），姥姥或者母亲会领着年幼的毛泽东去向“石观音”礼拜。
这在无形中对童年时期的毛泽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在母亲生病的时候，他也会跑到庙里去敬拜，祈求神灵保佑母亲尽快好转。
例如15岁那年，他曾为母亲祈祷而去南岳山烧香，走十来步就跪下去一次，嘴里还要唱“南岳圣帝阿弥陀佛……”
学生时代的毛泽东经常利用假期游学四方，感受风土人情。
有一次，他来到一座寺庙，见到了方丈。谈话间，方丈被青年时代毛泽东远大的志向所感动。
当谈到宗教战争这个话题，毛泽东说：“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宗教战争，一打就是几百年。几个宗教能够和谐地共存，对国家来说不是坏事。”
方丈听后，不觉脱口而出：“阿弥陀佛，只望施主日后不要忘记这句话。”
可见，母亲虔诚的信佛情形不知不觉中在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记忆。而这，正是他日后悲天悯人的性格来源之一。
直到很多年后，毛泽东还对自己小时候的信佛往事历历在目。
延安时期，他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往事时说过：“我母亲信佛很虔诚......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，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，可是没有成功。”
这个时期的毛泽东，显然是把信佛当作一件很重要、很神圣的事情来对待的。
然而有意思的是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毛泽东的父亲开始变得信佛了，他自己却逐渐蜕变成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。
如果说年少时期的宗教信仰还带有某种盲目性的话，那么五四时期受时代思想风气的影响，毛泽东对佛教就已经有了某种学理探究的色彩 。
例如1917年，他发表的《体育之研究》一文中，就把释迦摩尼和老子、朱子一样，当成有社会影响力的思想大师来看待。
这个时候的毛泽东，对于佛祖没有了以前的虔诚迷信，但依旧保持着对圣哲先人的崇敬。
02 佛教与共产主义
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后，毛泽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暇顾及佛理的研究。
1948年毛泽东与周恩来、任弼时等人在转战途中，来到了著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。
期间，他们一行人参观了台怀镇塔院寺。
当行至塔院寺东门时，毛主席见门两边的柱子上贴着一副对联：“劝君莫打三春鸟，子在巢中盼母归。”
毛主席颇为赏识，便问：“这对联是谁写的？”
陪同的同志答：“庙里的和尚写的，佛教主张大慈大悲，戒杀放生。”
毛主席说：“三春鸟捕捉害虫，是保护农作物和树木的益鸟，是人类的朋友。”
住在五台山的日子里，毛泽东和任弼时就佛教文化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异同进行了一番讨论。
任弼时认为，佛教是一种为了拯救民众而甘愿自己牺牲的宗教。释迦牟尼佛虽然是一位王子，但他仍旧觉悟到了世间有太多的苦难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他才决心放弃一切出家修道寻找答案的，这也是一种舍生取义
毛泽东很赞同。
“马列主义”的出现就是为了拯救无产阶级，挽救所有的穷人，这也是“佛”。
因此，从共产党员的献身精神来看，和佛教的献身精神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的。
建国以后，出于对文化革命事业的关切，尤其是出于西藏统战事业的需要，毛泽东开始以更多的精力来关注佛学。
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，是毛泽东研读佛经最多的时期。
《金刚经》、《六祖坛经》、《华严经》这些经典著述，他都读过一些。
佛教文化对于中国社会生活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。
上千年来的香火熏陶，佛教的某些思想内容早就深深地积淀在人民群众的心理结构之中。
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，宗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，那么只有当一定的历史条件成熟之时，宗教才会归于消失，并不是外在人为的干预所能改变的。
对此，毛泽东早就有深刻的认识。
在1927年写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中就写道：“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，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，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。”
由此可以看出，毛泽东是很尊重农民的宗教信仰和自我意识的。
他觉得，当农民的思想觉悟还没有达到自己愿意丢菩萨的时候，就应该尊重他们，否则他们就会有情绪，共产党人不应该强行干涉。
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，这样的理念对制定正确的宗教政策、团结少数民族就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尤其是在后来解放西藏的过程中，毛泽东对佛教、对西藏人民信仰的尊重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左右。
站在受压迫人民的立场上，毛泽东特别欣赏释迎牟尼放着王子不做，却甘愿和老百姓混在一块，解除众生痛苦的思想境界。
1955年，在会见西藏达赖的时候，他说：“释迎牟尼主张普渡众生，是代表当 时 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。因此，信佛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，在为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。”
这一番话，寓意深遂，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，从理论上作了很好的阐述。
参考资料：论佛教文化对毛泽东的多重影响、从《祭母文》看佛教对早年毛泽东的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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